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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王长江:提高入党门槛 政党规模不是越大越好

2014-06-11 作者:教育局网站

摘要:“处于革命党时期,党员当然是多多益善。况且那时党员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因为加入革命党是有风险的。但中共成了执政党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党手里掌握了权力,就会有一些人的入党意图在改变。”

2013年3月8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王长江委员作《从几个案例看顶层设计的迫切性》的发言。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月28日召开会议,要求强化党员管理,保持党员适度规模,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这是中共中央加强自身建设的又一举措,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

一个政党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

南方周末:你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控制党员规模?

王长江:我认为是大势所趋。在学界,尤其是我们研究党建的,早就提出这一问题了。一个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规模,也涉及科学性问题,不是越大越好,当然也不能太小。

南方周末:组织规模过大带来的问题有哪些?

王长江:不说别的,就说跟组织直接有关的:如何管理?我们常说“绝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那么算你99.9%是好的,哪怕0.1%是坏的,那也有8万人了。你要知道,这帮能坏起来的人造成的影响会很严重。

还有现在有很多基层党员,既不交党费,也不过组织生活,平时也没人找他,实际处于涣散状态。这也是因为组织过大难以管理。

南方周末:你觉得控制党员规模,是该压缩现有党员数量,还是减少今后发展新党员的数量?

王长江:如果明确了要控制规模,那么两个数量都需要压缩,这是肯定的。当然,这比较困难。先说压缩现有规模的困难。现在党员的“出口”很窄,除了违法违纪可以开除出党,基本很难有其他途径。如果一个地方有党员主动要求退党,当地的基层组织就会紧张,会怕上级觉得他们组织建设不力。

南方周末:那从严控制今后入党人数,困难在哪里呢?

王长江:好,你可以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打个比方,过去说大学生找工作困难,于是毕业之前全班都发展成了党员。但是从明年开始严格要求,那下一届的就会有意见,凭什么上一届不优秀的人都可以入,我不能入啊?

“要减肥,但是减到什么程度还不一定”

南方周末:大家都在说要控制党员规模,到底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理的?

王长江:这个答案我现在是不可能给出的。这得看党内扁平化程度有多高、自治程度有多高。自治程度越高,数量可以越大一些;自治越低,数量应该越小。另外,治理党不能仅根据数量标准来治理,现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数量问题。

南方周末:还有什么问题?

王长江:党员的结构、架构还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常说党员很多,但是在农村,往往一千来户的村子,也就七八个党员,其中还有三四个人出去打工了。但在党政机关,越到上层,党员数量越多,比例越大。

南方周末:结构是个问题。回到数量这个问题上,既然说不清该控制在多少,那提出控制规模的意义呢?

王长江:现在确实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就像一个胖子说要减肥,但是减到什么程度还不一定,没有标准。总之在我看来,党员规模已经过大了。

南方周末:我看到一个数字,2002年以后每年的党员增长率都是下降的,是否意味这是有意控制规模呢?

王长江:这也不是,发展党员不会像GDP那样每年设定一个增长速度。而是每年都有一个控制额,这样越往后基数越大,所以增速就显得慢了。

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必然要求

南方周末:从你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没有刻意控制过党员的规模,那么是否有过这方面的意识?

王长江: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控制党员规模是有所意识的。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讲话里就讲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需要提高加入共产党的门槛了。1949-1956年间,中央的认识是非常清楚、正确的。当时有领导人和其他不少人,已经认识到执政和不执政有很大区别。但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还是要阶级斗争”,这跟革命党的思维一样,坚持阶级斗争。这就不让提及执政党有什么特别,大家即使有想法也不敢说了。

南方周末:革命与执政,对党员规模的要求不同吗?

王长江:当然。处于革命党时期,党员当然是多多益善。况且那时党员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因为加入革命党是有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被人收拾掉了。一个经过权衡之后、仍然坚持要入党的人,可以说他的意志是坚定的,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是有一个自然的大浪淘沙的机制,不需要刻意地追求其党员质量。

但中共成了执政党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党手里掌握了权力,就会有一些人的入党意图在改变。他是冲着权力而来的,打算利用权力捞得好处,这样就鱼龙混杂。这时就得注意控制规模,注重素质了。因此,控制党员规模是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之后的必然要求。

南方周末:其实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已经提出党的历史方位的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已经过去十年了,你怎么看待这十年的转变。

王长江:我觉得现在还在转变之中。2002年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革命党形成的是一套较稳定的运行系统,但转变成执政党则要建立一个新的运行系统,这是需要时间的。两者有很大不同,比如,在方式、方法上,革命党是半军事化的方式,执政党更多要运用市场的、科学管理的手段;在理念上,革命党时期是组织人民夺取政权,执政党时期则要放手让百姓追求自我利益,让人民当家做主。党理念转变之后,必须要按照一套完全不同于革命党的理论、说辞来论证。

其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这个问题应当有更多的思考。

“控制数量与其他的改进措施齐头并进”

南方周末: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有过执政党要限制党员人数的做法?

王长江:古巴是有限制的。它的党员是选出来的,大家认为你表现好,便要推举你。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列宁推崇精英党路线控制人数,而斯大林推行群众党方针。党组织由精英型走向群众型,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王长江:这个观点是忽悠。苏联共产党有20万党员的时候很强大,当党员达到1900万人时又垮台了,就有说法认为是人数多了是导致政权丧失的主要原因。当时苏联解体不是党员数量问题,而是因为体制问题,使得党员脱离群众。当时的体制问题包括,党自身的吸引力在下降,而且党内失去了凝聚力。党员规模只是最后的体现之一,而且越来越突出,比规模还要严重的问题很多啊,最严重的还是体制问题。

南方周末:既然数量不是问题,那我们只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发生体制问题就可以了,党员规模大一点不也没关系吗?

王长江: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组织是社会组织化水平提高的形式,它是有规模的,层级之间的关系是依靠组织学原理来保证的,这里面就有很多科学在里面,不是越大越好。

当然,改善党员质量,一定要控制数量与其他的改进措施齐驱并进。说到底就是整个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如何运行才科学化。其中既有数量问题,又有质量问题,既有理想问题,也有权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