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5月10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召开的。为了挽救革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制定新的方针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召开。
大会的开幕式是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举行的。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亚璋、张金保、顾顺章、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郑超麟等80多人，代表着5.7万多名党员。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等也应邀出席。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和来宾有100多人。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和国民党代表徐谦分别向大会致祝词。之后，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先后向大会致词祝贺。向大会致词祝贺的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等组织的代表。
大会的正式会议是在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举行的。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等当选为大会主席团，蔡和森为大会秘书长。
大会的第一项议程，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共分11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过去两年来的策略”，把党的四大以来的主要工作，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概括。报告的第二部分至第十一部分，分别讲述了以下几个问题：“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土地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军事因素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重新组织军队”、“建立民主权力”、“财政经济状况”。报告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基本问题仅仅一带而过。报告的基调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既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并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整个来说，报告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留下了许多疑问。
报告为党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作了辩护。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
报告认为上海三次工人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报告反映了对蒋介石叛变，汪精卫动摇，缺乏革命警惕。陈独秀认为，“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报告对土地问题没有提出坚定的革命政策。报告对革命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了“向西北发展”的退却主张。报告对革命领导权问题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陈独秀报告后，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以及来自各省的许多代表都发了言。他们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对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认为党过去犯的错误，主要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错误理解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在土地问题上做出决定。在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同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小册子，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破产。蔡和森还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三月二十及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在大会发言中，代表们还就土地革命及革命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批评了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但对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没有在大会上进行广泛的讨论。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罗易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第一，指出中国目前是民主革命阶段，它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第二，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脱离关系，在革命发展之下它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为此，(1)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来发展土地革命；(2)要坚决领导工人斗争，满足工人的要求，坚决实行8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更加坚固地团结起来，(3)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设法与之巩固联合；(4)对于国民党，要实行改组，使广大工农加入，转变国民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坚决反对右派；(5)共产党要参加国民政府，从上而下的执行革命的政纲，巩固革命的政权。
罗易在大会上还先后发表了以《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5次讲话。他在几次讲话中，着重谈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和前途。指出：“现在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丧失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取得的辉煌成果。”他分析中国革命面临两个前途：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发展的前途；一个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并且认为：“中国革命客观上只有一个前途：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只有当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时，才会失去这个前途。”为实现这个前途，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以努力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政权。他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没有足够的经验，自然会犯错误和暴露出弱点。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它是国内坚定地进行革命斗争的惟一政治力量。”汪精卫出席了5月4日的大会，并发表了两次讲话。他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共领袖们沉湎于这种错觉之中。
维经斯基在大会上发言，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在谈到革命前途问题时，他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实行土地改革，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而“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巩固国家政权。”关于土地问题，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主张：“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在谈到党的独立问题时，指出：“首先，我们党应当有一条路线。”“我们党不应受到与它行动的盟友的左右，而应率领它们前进。”他认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我们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作用没有很明确的概念”。而“我们的整个策略是由革命统一战线决定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策略是由我们的合作，我们同国民党的联盟决定的。”他认为，中共五大证明，“我们享有组织上的独立。批评权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维经斯基还说：我们虽然“有过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不过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享有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为这种独立而进行斗争。”他更进一步指出：“即使现在，国民党已经是执政党，我们也参加政府工作。我们也应设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机构在国民党内做工作。如果我们不想单纯地跟着国民党的各种决定走，那我们就应当拥有强有力的党团，通过这种党团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开展工作。”
大会详细讨论了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发展前途后，通过了如下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
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中山舰事件”时“党没有正确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党中央没有“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革命区域不断扩大时，党中央“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决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但“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31人，他们是：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候补中央委员14人，他们是：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委员7人：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接着举行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秘书长：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军事、工人、农民部的部长。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虽然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的精神，作出了新的基本正确的议决案。但是没有根本上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源及其危害，因而没有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大会虽然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有所认识，但是，对于存在于统一战线内部的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没有认识，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也不可能提出挽救时局的有力措施。结果，这次大会没有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