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为了系统地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自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的会址安排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
开会前，斯大林召集大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他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加以说明。指出，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
这次大会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国内秘密的分批到达莫斯科。中央在发出召开六大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要选派工农分子。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委员身份出席大会者4人，指定与约请参加的代表54人，共计142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占52％；农民6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0％。代表共产党员是4万多人。
正式代表名单：广东省(19人，内包括4名非正式代表)杨殷、王灼、唐球、黎国琼、邝璧清、李立三、苏兆征、黄平、袁炳辉、甘卓棠、彭公祖、成文、梁亿才、叶发青、周秀珠、阮啸仙、江慧芳、曹更生、王备。广西省(1人)胡福田。江苏省(12人)徐锡根、郭纯志、王若飞、项英、姜永和、陈治平、朱松寿、温裕成、蒋云、温少泉、蔡畅、严朴。浙江省(5人)夏曦、钱志康、章松寿、来耀先、余驾先。福建省(3人)罗明、孟坚、许奎璧。江西省(3人)王凤飞、曾文甫、张世熙。湖南省(8人)罗章龙、陈海清、何资琛、毛简青、丁继盛、成中青、刘义、胡德荣。湖北省(7人)向忠发、祁松亭、叶开寅、法荣廷、任旭、余茂怀、霍锟镛。安徽省(1人)龚德元。河南省(2人)李鸣、徐兰芝。顺直省(9人)张昆弟、王子清、蔡和森、李占泉、林玉衍、王仲一、杨宗义、刘振德、王藻文。山东省(3人)丁君羊、郭金祥、黄文。满洲(东北三省)省(5人)唐宏经、张任光、于冶勋、朱秀春、王福全。内蒙古(1人)白海峰。陕西省(1人)张金刃。四川省(2人)刘坚予、徐活荣。云南省(1人)王懋廷。团中央(5人)关向应、华少峰、李子芬、胡均鹤、汤正清。
非正式代表名单：中央委员(4人)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杨之华。特约代表(1人)张国焘。
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49人)龚饮冰、邓颖超、庄东晓、潘家辰、刘伯承、王培五、钱乃治、曾钟圣、陈学熙、瞿景白、郭寿华、邱宏毅、吴介藩、杜卓强、朱自纯、孟庆树、柳圃青、陈绍禹、沈泽民、秦曼云、郑子瑜、李培芝、胡建三、胡秉琼、胡大才、涂作潮、蔡树藩、梁鹏万、胡锡奎、饶君强、苏美一、瞿星五、高衡、潘文育、王翘、方维夏、李哲时、卜士畸、于佩贞、王兰英、谭国辅、何叔衡、刘伯坚、汪泽楷、徐特立、武兆镐、朱宝山、何秀明、华连生。
大会由向忠发主持并致词，他说：“我们大会对于过去死难的同志和其他的烈士，英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应当表示热忱的哀悼，我们应当全体起来默哀三分钟。”接着，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会词，他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使中国革命“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与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的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一点含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要求大会追认“八七”会议，并“希望大会全体同志能充分地发表意见，使党得以纠正一切错误。”随后，共产国际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苏联共产党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中国少共中央代表关向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分别向大会祝词。
大会主席团有21人：曾文甫、项英、徐锡根、余茂杯、关向应、向忠发、王凤飞、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杨殷、邓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简青、王藻文、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副秘书长：黄平、罗章龙。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7人：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主席苏兆征。
大会还成立了政治委员会(附苏维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附章程委员会)、职工委员会、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以及各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各委员会的召集人是：瞿秋白(政治)、周恩来(组织)、向忠发(职工运动)、苏兆征(苏维埃运动)、蔡和森(宣传)、关向应(青年)、周秀珠(妇女)、项英(财政审查)、周恩来(军事)、李立三(农民土地问题)、向忠发(湖南问题)、向忠发(湖北问题)、余茂怀(南昌暴动)、苏兆征(广州暴动)等。
6月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向大会作报告，阐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今后的任务。
政治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而以彻底的土地革命为其社会内容，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中国革命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所以一开始便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阶级军阀的统治，肃清一切封建余孽，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支柱。政治报告指出，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甚至直到八七紧急会议，中央对于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是没有正确的认识的，因此对于革命的一些主要问题都种下了机会主义的种子。这种机会主义，是使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政治报告指出，“中国现状是在南北新军阀激烈的互斗混乱之中，同时也在工农革命势力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长期激战之中，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总危机更加蔓延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根本上陷于极大的极复杂的种种矛盾之中……如是革命便有无间断的进展的前途。”
政治报告根据对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的分析认为，党的策略和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胜利，夺取一省以至数省政权的斗争更加紧迫起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李立三作农民土地问题报告；邓中夏作党的章程草案报告；苏兆征作苏维埃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蔡和森作宣传问题报告；周秀珠作妇女运动报告；关向应作青年运动报告，等等。
大会对上述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在讨论中，代表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的看法有分歧，争论得很激烈。如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革命任务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要不要搞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关于革命形势问题，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许多代表在发言中严肃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主持临时中央时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诚恳接受了大会的批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表示赞同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分析，并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不应该放松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组织决议案提纲》、《宣传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等。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的中心任务。为此，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5．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士兵土地；9．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政治决议案》明确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决议案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团结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认为武装起义从全国范围的意义上讲，暂时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口号。
《政治决议案》批判了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决议案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它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大会通过的其他各项决议案，特别是《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分别总结了党在这些工作方面的经济教训，并且围绕着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任务，规定了今后的具体任务和政策。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23人：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女)、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候补中央委员13人：徐兰芝、王凤飞、王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
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委员3人：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候补委员2人：叶开寅、张昆弟。书记刘少奇。
7月11日，大会举行了闭幕式。向忠发致闭幕词，苏兆征、周恩来发表了讲话。大会号召全党对外战胜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等一切反动势力；对内打倒过去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一切不好的倾向。高举列宁的旗帜，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任务。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政治纲领。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发展不平衡，党的政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武装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特别是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六大的主要功绩，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不足之处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使革命遭到挫折。